在融合中对话，在积累中寻求新路——两场大型民乐协奏音乐会观后感
近日演出的两场大型民族器乐协奏音乐会被称为此次中央音乐学院院庆55周年系列音乐会中的“姊妹篇”，这两场音乐会不论在体裁还是其表现的音乐内涵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场音乐都由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青年民族乐团演奏，其中一场名为“龙魂华韵”，12月9日由王甫建指挥在北京音乐厅演出；另一场则是以演出的四首作品——《春秋》《神曲》《图腾》《唤风》为名，由刘沙指挥，12月17日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演出。王建华、戴亚、张强、严洁敏、兰维薇、袁非凡、杨雪、石海滨等八位中青年民乐演奏家用他们娴熟的技巧、精湛的艺术处理以及和乐队完美的融合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场音乐会演出的八部作品中都是以中国民族文化为背景创作的。9日演出的四部作品分别是史付红的打击乐协奏曲《对话》、郭文景的竹笛协奏曲《愁空山》、谭盾的胡琴协奏曲《火祭》、刘长远的琵琶协奏曲《戏弹》；17日演出的则是唐建平的琵琶协奏曲《春秋》、瞿小松的管乐协奏曲《神曲》、李滨扬的二胡协奏曲《图腾》、秦文琛的唢呐协奏曲《唤风》。单看这些富有中华民族语言魅力的作品名已经体现了作品所要表达的民族音乐内涵。
欣赏过音乐会，可以感受到音乐会的策划者意在向听众展示中国现代作曲家对于民族音乐的理解和对民族精神的诠释。在音乐会中可以看到用音乐架构的交流桥梁，看到在文化差异和时代差异下的音乐融合。然而，这两场音乐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关于如何运用西方现代技法进行中国传统民乐创作的思考，通过这两场音乐会我们可以一窥中国作曲家运用西方现代技法进行中国传统民乐创作的情况。
这八部音乐作品都极力探索拓展民族乐器的表现力，尝试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现代音乐技法的完美融合。在创作中如何将民族乐器、传统音乐素材以西方现代音乐创作技法作为载体表现，将理性与感性加以平衡和融合是作曲家面临的一大挑战。在这两场音乐会中的作品都体现着这种思维融合后的硕果。如：竹笛协奏《愁空山》中对于民族乐器笛子、胡琴、排箫等乐器的音色及技巧发挥；《图腾》中采取单一乐章的结构，围绕“re、la”两音循环做上下五度发展，以非旋律性的因素作为整首的主导。这些作品都展现出不乏新意的技术技巧，同时更深刻地体现了创作者在作品中着力表现的思想、情绪、境界与内涵。
在欣赏这些作品的同时可以感受到作曲家创作的思维趋向，即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结合的美学思考。如：《对话》中将大鼓奏出的中国传统民间音乐“八板”素材同古希腊塞基洛斯墓志铭音乐旋律相结合，体现出作曲家想要表达的“东西方文化交融、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白”；《戏弹》通过三个乐章富有人生哲理的小标题，表达了作者对于人生的理解；《火祭》中借鉴了中国传统祭祀音乐、宫廷坐立部伎的形式，运用不同乐器组间音色的对比表达作曲家对于中国古代音乐的追思和对于“战争之灵的基点、对人类和平的祈祷和企盼”；《春秋》则借中国古代这一“百家争鸣”时期之名，表达作曲家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追溯之情。
两场音乐会向观众展示了中国现代音乐作曲家对于运用西方现代技法进行中国传统民乐创作探索和成果。这些作品的创作者大都有着极其深厚的西方音乐基础，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又对中国音乐文化遗产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历史责任感。在这种强大的文化背景下同时结合现代的技法和创作观念，使呈现给听众的音乐作品有更深的感染力和亲和力。它们中的大部分得到了观众的认可。相信蕴藏在作曲家和欣赏着内心与生俱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是不可磨灭的，正是这来自“根”的力量，使欣赏者和作曲家达到了完美的契合。在音乐会中听众感受到了中西方音乐元素的融合，聆听到了古代与现代时空交错的对话，体现出中国现代音乐作曲家们的审慎思考和诸多努力。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八部作品的成功无一不是中西音乐完美结合的产物。中国民族音乐学家黄翔鹏曾在为一本中国民族和声技法著作而写的序文中说到，“戴上人家的眼睛看路，总是高一脚低一脚；穿着别人的鞋子走路总是夹脚之外，还会步履歪斜的……”。这段话用生动的语言指出中西音乐关系的本质。中国深远的文化根脉以及植根于民间沃土中鲜活、丰富、充满旺盛生命力的传统音乐，给作曲家提供了极为广阔的创作空间。我们怎能不珍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留给我们的瑰宝，而做黄翔鹏先生戏称的“抱着金饭碗要饭的人”？同时在吸收传统同时也不能对西方音乐文化一味的摈弃。“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一原则在文化的和借鉴方面可称得上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我们在叹服开创美国专业音乐新纪元的作曲家格什温，或是匈牙利新音乐之父巴托克在思维和创作上完美的融合西方与本民族音乐文化之时，是否也在研究和思考他们的经验和教训？“有朝一日幸而降生这一等级的，能够代表本民族而君临世界乐坛上空的巨星” 这个我们老一辈音乐家的夙愿何日得偿？就此而言，这些作品还远远不及。作品中的传统成分到底有几分？还是仅仅限于乐器、音色的使用和简单的形态模仿？对于西方现代技法的使用是否也有理解上的偏颇？等等这些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因而在创作技法和创作思维上还有待进一步探究，也需要研究者给予如何运用现代技法创作民乐作品的理论研究更多关注。当然我们也不能急功近利，量的积累是不能忽视的哲学真理。对于实践的点滴积累都应得到关注和鼓励。在融合中对话，在积累中寻求新路应该是最为科学的办法吧！
